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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落石出的顏真卿西亭記碑

    企業報道  2021-11-12 08:14:09 閱讀:1126


      顏真卿素以其高尚的人格和卓越的書法藝術成就享譽于世,他書丹的碑刻無一不是中國藝術史上不朽的經典。2019年,顏真卿撰書的《修梁吳興太守柳文暢西亭記》殘碑重現世間,引起了學術界和藝術界的高度關注。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以此碑入藏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為契機,于12月1日在博物館會議室舉辦了顏真卿碑刻研究工作坊。來自世界各地的十余位學者共聚一堂,圍繞著顏真卿撰文或書丹的碑版,發表了精彩的演講,展開了深入的討論。

      西亭記碑是如何制成的

      在上午場演講中,浙江大學薛龍春教授、復旦大學郭永秉教授和西安碑林博物館陳根遠研究員分享了他們的研究成果。

      薛龍春教授的演講題目是《顏真卿〈修梁吳興太守柳文暢西亭記〉讀記》。作為工作坊主辦方、該碑收藏機構的研究人員,薛教授在展開具體論述之前,簡要介紹了此碑的基本情況。此碑為石灰巖質,出土時自右而左斜向橫斷,僅存上半,左側殘高112厘米,右側殘高133厘米,寬約95.5厘米,厚約40厘米,下部僅剩殘石一塊,高約28厘米,寬約17厘米,厚約40厘米,經過復原,全碑原高不小于270厘米,四面環刻,碑陰、碑陽皆為12行,碑左側3行,右側2行,滿行24字,如今仍可辨認的共有266字。從碑右側的落款可知,該碑立于大歷十二年(777)四月,當時的烏程縣令李清將要離任,在湖州刺史任上的顏真卿作為他的上司,為他立了這塊碑。

      緊接著,薛教授討論了該碑的定名問題?!端牟繀部酚懊鞅尽额侓敼募芬彩珍浟诉@篇文章,在文集中,題為《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他指出,這個標題和碑文內容不符,會讓人產生柳惲是文章作者的誤解。另一方面,經過目驗原石及拓本,發現碑的陰陽兩面均有篆額,與顏真卿書于同一年的《殷夫人碑》合轍,由此可以推知,該碑碑額(即文章原標題)應為《修梁吳興太守柳文暢西亭記》,與正文首行“湖州烏程縣令李清修……”吻合。在書風上,薛教授認為《西亭記》完全符合顏真卿晚年書法的特征,同時,顏真卿對古字的興趣在該碑中也有較明顯的體現。他還指出,在藝術史研究中,不應忽視材料、工藝以及環境因素對風格的影響,而此碑正是觀察環境改變碑刻書法風格的一個極好的樣本。在因陷入淤泥而保存完好的部分里,點畫飽滿而有鋒芒,足以改變清代以來人們對顏楷起收筆含混的刻板印象。

      關于此碑的制作過程,薛教授也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問題:書丹還是鉤摹上石?據他研究,唐宋時期的碑版書寫方式是書丹和墨本并存,用于刻碑的絹寫本稱為“書碑樣”或“碑樣”,顏真卿在《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中說,他準備采石立碑,“遂寫絹一本”,即是一例。小型墓志直接書丹的情況較多,但對于豐碑大碣來說,無論將碑豎起還是平放,直接書丹都不具操作性。如果《西亭記》是鉤摹上石的話,恰好還可以解釋為何行距不均——兩幅絹在上石過朱時,左幅略有挪移。

      就薛龍春教授的演講內容,華人德教授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是“書碑樣”的載體有沒有可能是紙?因為從操作簡便程度來看,紙似乎比絹更適合;第二是當時豐碑大碣是先立后刻還是先刻后立?《史記》記載秦始皇巡游天下所立的幾處刻石都是先立后刻,所以唐碑先立后刻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對此問題,陳根遠研究員推測,立碑的過程應該是先把碑石做好,運送到要立碑的地方平放著,刻好以后就地立碑。薛龍春教授回應說,明代有先刻后立的例子,可參看蔡春旭新近發表的一項研究成果,其中提到,曾有一個亳州人委托文徵明為他寫碑,他從亳州購置碑石,運到蘇州,待文徵明寫好、刻完以后再運回去,雖然說唐代和明代遠隔數百年,情況可能不完全一樣,但起碼運輸應該不是一個特別大的難題。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郭永秉教授以《“夜魚春躍”與“間緝之心”——〈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讀后》為題發表演講。他通過將浙大藏《西亭記》殘碑與《四部叢刊》本《顏魯公文集》中的《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一文對勘,校正了后者的兩處文字錯誤。其一,今本“則水堂之功乃余力也夫”一句中的“力”字,碑文作“刃”,郭教授指出,此處與上文“弦歌二歲”“用刀之術”等語相呼應,用《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典。其二,今本“間緝之心”的“間”,碑文作“問”,結合文意推知“間緝”是“問絹”之誤字,“問絹”典出《三國志·魏書》卷二七《胡質傳》裴松之注引《晉陽秋》。此外,他還指出,今本所謂“夜魚春躍”當為“夜魚、春翟”之訛,“夜魚”典出《呂氏春秋·具備》,“春翟”典出《后漢書·魯恭傳》。在此基礎上,郭教授還發現,中晚唐時期的一些文學文本中所見的典故組合方式與《西亭記》非常相似,而這樣的組合在《西亭記》之前從未出現,他由此推測,《西亭記》的文本在中晚唐流布甚廣,影響甚巨。

      白謙慎教授指出,郭教授的這項研究是支持《西亭記》殘碑為真的關鍵證據。不過,關于如何解釋顏真卿和中晚唐其他作家用典相似現象,他提出了一個疑問:用典的相似性是否一定要歸因于因襲或者影響?巧合的可能性大不大?在藝術史領域中,研究者往往會因為幾件作品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處就輕率地論定創作時代晚的受到時代早的影響,毫不考慮運輸、傳播的可能性,在文獻學領域里有沒有類似的問題?

      華人德教授談到,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等類書在唐代很流行,里面有很多典故,供當時人寫文章時參考。史睿研究員補充說,顏真卿刺湖期間完成了360卷的《韻海鏡源》,這部書兼具韻書和類書的功能,廣收經史子集中兩字以上的成詞和典故,末字編韻,最后列出典故的出處,目的也是為寫詩、做科舉文章提供參考。所以說,顏真卿以及中晚唐其他作家用典相似的另一種可能是他們有共同的來源。郭教授對上述意見深表贊同,他說,這也是研究早期歷史文獻的學者一直反思的問題。

      史睿和馮培紅兩位教授都注意到了《西亭記》殘碑正文第五、六行碑文不滿行的現象,并對內容進行了推測。史教授認為第五行缺的可能是兩個人名,馮教授則認為人名置于此處文意不通。馮教授進一步指出,第七行前四字從殘留的筆畫來看也不像傳世本對應之處的“溪為之昔”四字,可能和傳世本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位演講者是陳根遠研究員,題目是《顏真卿研究三題》,由《臧懷恪碑》的刻立時間、顏真卿的碑刻是否直接書丹于石、顏真卿和韓擇木的交游三部分組成?!蛾皯雁”返目塘r間舊有四說,分別是歐陽棐等主張的開元十二年(724)說、顧炎武等主張的廣德元年(763)說、錢大昕等主張的大歷三年(768)至大歷六年(771)說和朱關田等主張的大歷七年(772)十一月說。陳根遠研究員通過考察碑文中臧希讓的官銜和顏真卿的署銜,推斷《臧懷恪碑》寫于大歷四年(769)六月至大歷六年六月間。此碑豎有列而橫無行,行距、字距均極為局促。陳根遠研究員推測,這一現象說明此碑經歷過曲折的刻立過程:臧希讓遣人將其亡父臧懷恪的行狀送至撫州,囑顏真卿為之撰書碑文,同時告知碑石尺寸。顏真卿撰文后將文稿傳回京畿,臧希讓審定、修改,再傳回撫州。顏真卿收到碑文定稿后,讓手下統計字數,然后將多張絹或紙拼接成大小與碑石相當的整幅,并按字數界格。顏真卿書寫完畢后把這幅“碑樣”送到臧希讓手中,但由于當初測量碑石時出現失誤,導致“碑樣”的尺寸大于碑石,摹勒上石時只好刪除界格,變動行款,盡可能把所有字壓縮在碑石的尺寸之內。通過這個例子,他指出,唐代豐碑應是先書“碑樣”于絹或紙,然后摹勒上石,唐碑上的界格很可能正與絹寫“碑樣”有關。先寫“碑樣”再行摹勒的刻碑程序甚至不僅用于豐碑,墓志也有同樣的情況,陳根遠研究員以《臧懷亮墓志》為例進行了補充論證。此志倒數第二行“特立功”下脫“勛”字,而末行最后多出一個“勛”字,他認為這一情形的成因是,寫“碑樣”時漏寫“勛”字,在全文末尾補寫,原計劃讓刻工補刻于漏字之處,但由于溝通不暢,摹勒上石時未及調整。如果是在石上直接書丹,只需將錯漏之處擦去重寫即可,不必在文末補字。這篇文章最后一部分鉤稽了顏真卿和韓擇木的交誼。韓擇木精擅八分人盡皆知,實際上他的楷書亦端秀精雅,早年常用楷書為人書碑。肅宗朝,他和顏真卿密切共事,情同手足。耐人尋味的是,從此以后,韓擇木寫碑似乎再也不用楷書了。陳根遠研究員把這一現象解讀為韓擇木對以楷書見長的顏真卿的禮讓,同時,他還認為,顏真卿任職撫州期間撰寫的《徐秀撰神道碑》和《慈恩寺常住莊地碑》之所以均由韓擇木書丹,是因為顏真卿為了報答韓擇木的禮讓,有意舉薦退休多年的故人。韓擇木去世后,顏真卿還請其長子韓秀實合作書碑,深情厚誼可見一斑。

      華人德教授對此做了精辟點評。他指出,陳根遠研究員對《臧懷恪碑》的系年比過去的幾種說法更精確,不過,這篇文章更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對《臧懷恪碑》制作過程的推測,雖然只是推測,但對《臧懷亮墓志》異刻現象的分析卻能夠為此提供一個可靠的旁證,說明唐代有相當比例的碑版的書丹工序并非直接在石面上進行的。華教授補充說,在顏真卿的時代,從他任職的地方到京城多走水路,往返一趟就是兩三個月,這也就意味著他需要請很長時間的事假。但是在當時,地方長官不能長期缺任,否則會受到彈劾。所以顏真卿不太可能直接去臧希讓那里書丹。由此看來,《臧懷恪碑》確實是摹勒書碑的一個具體的例子。過去啟功先生認為,摹勒上石始于元代,但從《西亭記》《臧懷恪碑》《臧懷亮墓志》這些個案來看,摹勒上石的做法唐代就很流行了,其實這個時間還可以往前推一點,比如說高達4米的《升仙太子碑》,武則天不可能趴在石面上書丹。李明研究員說,他目驗過大量書丹于石的磚志,但磚志的形制和使用場合和豐碑不太一樣,能否等量齊觀也是一個問題。林霄先生總結道,“書丹”這個詞到后來意思已經完全變了,不再特指用朱砂寫在碑石上,僅僅表示書寫“碑樣”。

      白謙慎教授引申出了一個新的問題:明清時期有一個習慣,刻好墓志以后,把拓片送給親友,唐代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史睿研究員指出,唐代文獻中記載過,碑版的書丹者會把碑拓送給親友,甚至敬獻給皇帝,但是目前沒有發現過有關拓印墓志的材料。其實唐代的傳拓技術不像后世一樣流行,抄寫比拓印方便得多。陳根遠研究員和華人德教授不約而同地談到,唐代的紙張不僅非厚即硬,而且昂貴,不適用于傳拓,敦煌出土的唐拓本也已經是晚唐的了。

      延雨博士就絹寫“碑樣”提出了一個疑問:唐代的絹大多數是單絲絹,經緯之間比較松,把絹鋪在幾米高的豐碑上的時候,一拉扯字就很容易變形,這會不會給刻石造成困難?薛龍春教授回應說,真正的絹寫“碑樣”情況如何,在實物不存的情況下,我們無法得知,一切推斷只是基于文獻記載。華人德教授認為,都說絹寫,可能是因為唐代的絹尺幅比紙大,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當時有用紙來寫“碑樣”的情況。

      馮培紅教授指出了這項研究中的白璧微瑕之處,文中提到顏真卿和臧希讓都曾擔任御史大夫,因而有同僚之誼,但他們二人其實都只是“兼御史大夫”,這個“兼”的意思是他們并非長期在御史臺任職,只是帶著這個頭銜而已,這樣的所謂御史大夫全國可能有上百個甚至更多,所以說他們的交集可能與歷官無關。

      上午場結束之前,白謙慎教授代表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向湖州市博物館贈送顏真卿《西亭記》殘碑拓片。

      碑額是否為顏真卿所寫

      下午場的研討中,日本明治大學氣賀澤保規教授、北京大學史睿研究員、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李明研究員依次宣讀了論文。

      氣賀澤保規教授的演講題目是《新發現顏真卿〈西亭記〉殘碑的解讀及其歷史意義》。在演講中,氣賀澤教授發表了幾個新穎的觀點。其一,碑文最后的“大歷一紀之首夏”只是書丹時間,而非立碑之日,此外,正文結束處的下方刻有疑似落款的文字,當釋為“大歷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建之”,亦為顏真卿所書。其二,篆額也出自顏真卿之手。其三,根據《西亭記》的敘述,李清是當時一位重要的地方官,而且是皇室人員,但卻沒有在正史中留下痕跡,這應當有更深層的原因。由碑文中“清之筮仕也,兩參雋乂之列,再移仙尉之任,毗贊于蜀邑,子男于吳興,多為廉使盛府之所辟焉”一段可知:他就官兩次,一次在蜀邑,一次在吳興;“雋乂”即賢才,由此似乎又可推測他曾在翰林院任職。其四,顏真卿仕途亨通之時與李林甫任宰相的時間重疊,他平步青云有沒有可能與李林甫有關?顏、李關系密切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薛龍春教授對碑額書寫者問題提出疑問,他認為碑額不可能是顏真卿所寫,因為碑額里的“西”是個錯字,“暢”是個俗字,這種錯誤不應該發生在出身文字學世家的顏真卿筆下,另一方面,唐碑里碑額和正文由同一個人完成的情況也并不多。史睿研究員補充說,顏真卿刺湖期間抄寫過《干祿字書》,這部書的序就明確提到什么字可以用于碑版。

      李明研究員對氣賀澤教授引述的一段碑文做了簡要的疏解,他指出,“再移仙尉之任”是說他兩次擔任縣官,而且很可能是畿縣或者望縣的縣官,“毗贊于蜀邑”指他在今天四川某個縣當官,“子男于吳興”就是擔任烏程縣令,“多為廉使盛府之所辟焉”發生在任職烏程之前還是之后有待研究,但至少說明他曾經受某地節度使或監察使之邀擔任某個職務。就李清正史無傳、事跡湮沒無聞這一問題,華人德教授進一步解釋說,兩唐書立傳的具體標準我們無法完全掌握,身份、地位、事功與李清相當的人很多,不少皇室宗親也都沒有立傳,畢竟兩唐書的篇幅是有限的。馮培紅教授談及,他發現唐代叫李清的人有很多,其中有一方墓志里提及的李清,時代和《西亭記》吻合,不過生平事跡不明,無法確定是否同一人。

      白謙慎教授認為,氣賀澤教授對顏真卿和李林甫關系的推測有一定道理,大節上的剛正不阿和日常生活中的機巧其實并不矛盾。華人德教授說,李林甫雖然是個奸臣,但同時也是能臣,理財能力很強,如果顏真卿和他的關系比較好,大概不會是政治層面上的關聯。

      第二位演講者是史睿研究員,他發言的題目是《顏真卿刺湖期間的詩文雅事與景觀塑造》。他從顏真卿撰書《西亭記》入手,考證了顏真卿刺湖期間詩文碑銘涉及的湖州名勝與其家世、學問、交往之間的關聯,尤其關注顏真卿重新發現和修復、擴建前代名勝的系列活動,深入探討了顏真卿塑造文化景觀的過程、手法、意義,發掘了這些事跡背后的知識社會史問題。他特別指出,顏真卿的詩文在塑造景觀的同時,實際上也通過宣揚柳惲、李清等良吏的事跡來強調循吏文化傳統,他不僅僅是為了暢懷,更是為了教化民眾、垂鑒后世。

      馮培紅教授認為,顏真卿為李清立碑除了強調漢代以來的循吏傳統以外,可能還有其他復雜的政治意涵,比如說,他可能借助李清以及其他地方集團來對抗州僚,這背后的張力值得重視。

      第三位演講者是李明研究員,題目是《顏真卿撰文的唐獨孤彥妻陳至墓志》。這篇文章先介紹了陳至墓志的概況及其出土環境,緊接著對顏真卿和陳氏、獨孤氏的關系進行了深細的考述,得出如下幾條關鍵信息。其一,顏真卿和陳至之父陳希烈曾為同僚,顏氏以“相門才子,漢室名卿”來稱譽陳至之兄陳汭,可見他和陳家關系密切。其二,志文稱陳至“善隸書,好屬文”,說明陳至至少是一位善寫楷書的書法愛好者,很可能和顏真卿有過書法藝術上的交流。其三,陳至的丈夫是唐代宗獨孤皇后的從父,這層關系恐怕是顏真卿不避叛臣陳希烈之嫌為陳家撰寫墓志的原因之一。

      白謙慎教授提出了疑問,獨孤皇后的面子在這件事中起了多大作用?如果沒有這層關系,顏真卿是否還會撰寫這方墓志?這個問題實質上是說,像陳希烈這樣曾經投降叛軍的重臣,顏真卿到底怎么看待他們?當時對變節的看法有什么樣的可能性?有沒有人統計過曾經接受過安祿山授官的人在叛亂平息后都受到了什么樣的處罰?史睿研究員曾經對此做過研究,他說,當時有一份很長的處死名單,但是后來由于有王縉、徐浩等人說情,大部分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赦免。

      顏真卿撰文或書丹的碑刻既是偉大的藝術杰作,同時也是珍貴的歷史文獻,圍繞著文本解讀、書風剖析和史跡鉤沉幾個主題,來自藝術史、考古、出土文獻、中古史等不同學科領域的與會學者暢所欲言,工作坊在輕松、愉快的氛圍和坦誠、熱烈的討論中漸漸落下帷幕。主辦方和與會學者均期望通過舉辦此次工作坊,深化對《西亭記》殘碑的認識,同時也推動其他與顏真卿碑刻有關的研究走向深入,引發來自藝術史以及其他相關學科的廣泛回應,從而推進人文學科各領域的共同進步。據悉,本次工作坊發表的成果將于明年初由浙江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作者:陳文波,單位: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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